过度捕捞下，海洋生机何去何从专门毒杀小罗非鱼仔药
孙瑞姣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海洋生物学博士在读，智库“北美小象君”成员，从事南极海鸟种群生态研究
凌晨是苏格兰着名的彼得黑德鱼市最繁忙的时刻，载满渔获的船只进进出出。躺在冰块上的鳕鱼皮肤泛着绿光，清晰的眼珠和泛红的鱼鳃昭示着它的新鲜。数不清的买家激烈竞争着，十分钟不到，一艘船上收获的鳕鱼就被抢购一空。这些鳕鱼在早上七点半之前到达当地商店，第二天中午便可以出现在欧洲各地的餐桌上。捕鱼人唯一的担忧便是购买者太多，鳕鱼却越来越少。
苏格兰附近海域的鳕鱼种群在上世纪70年代曾一度繁荣，自本世纪起却已无法维持之前大规模的捕捞量。
鱼，是全球约40%人口的主要动物蛋白来源。渔业，是全球26亿人赖以生存的保障。从智人徒手捕鱼，到如今的远洋深海拖网，人类从未有一刻停止过对渔业资源的开发。虽然我们对海洋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但人类的渔业活动却早已对海洋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渔业捕捞量超过种群自我繁殖速度时，捕捞便无法再持续。半个世纪以来，全球被过度捕捞的鱼类种群数量增加了两倍。而如今，有三分之一经济鱼类的捕捞量已经超过了其承受极限。当物种数量因为过度捕捞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它们很可能丧失一部分基因多样性——仅是因为已经没有足够的个体来承担物种基因库这一任务了。这种遭遇瓶颈期的物种，即使在未来的保护措施中恢复过来，也很难再重获从前的基因多样性。
大西洋对岸，有着“踩着鳕鱼的脊背就可以上岸”传说的加拿大纽芬兰渔场，如今却陷入“无鱼”的悲剧。在不远处新英格兰地区年纪大的捕鱼人眼里，四十年前，海里曾经充斥着肥美的鳕鱼。只需要一条小船，叫上愿意一起出海的伙计，从港口出发25英里（约40公里），一天就可以收获五千磅(约2吨）鳕鱼，每一条都有四十磅（约18公斤）左右。而最近二十年来，新英格兰沿岸已经没有了鳕鱼的踪影。
海洋中的鳕鱼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着自然选择的压力，这种选择会影响种群的适应性，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物种特性。捕鱼同样也是一种选择过程，换句话说，渔业活动可以影响鱼类的进化方向。因为捕鱼人总是有选择性地捕捉体型较大的成熟鳕鱼，鳕鱼的个体越来越小，种群也在不断萎缩甚至消失。如果捕捞活动在繁殖期的早期就将大多数体型大的个体截获，那么比平均年龄更年轻或体型更小的个体就具有进化优势，久而久之，种群就会变得体型更小、性成熟更早。
同样的故事也在东海发生。以中国人熟知的小黄鱼为例，在1950年代，1龄左右的的小黄鱼性成熟比例仅仅为5%，1980年代变为40%，在本世纪初，这个比例扩大到74%至100%。这意味着它们也在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以壮大自己的种群。但如果不改变捕鱼方式，这种演化最终将赶不上捕捞强度，可能导致小黄鱼种群的崩溃。
商业捕捞对物种基因多样性和进化方面的影响在繁殖能力低且生长缓慢的物种身上更为显着。例如有些鲨鱼可能要等到30岁才第一次产卵。由于亚洲市场对鱼翅趋之若鹜，在澳大利亚大堡礁附近，渔民的捕捞已经几乎终结了整个路氏双髻鲨的种群。鲨鱼这种顶级捕食者在一个地区的消失，很容易会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连锁效应。脆弱的珊瑚生态系统在面对全球变暖时已经难以维系，失去顶级捕食者对食物网的调控更是雪上加霜。
对于海洋生物来说，过度捕捞造成的数量减少只是开端。种群的基因多样性决定了它们应对长期环境变化的潜力，而种群数量的变化也会影响它们在生态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没有已知海洋物种仅因捕捞而灭绝，但捕捞作业对经济鱼类的影响导致的这种多米诺效应，使得生态系统在面临进一步的环境变化时变得更加脆弱。
而渔业活动造成的直接影响，并不局限于捕鱼时的目标经济物种。
从南非维多利亚港出发的一艘小渔船正在南印度洋作业，主钓线有条不紊地一圈圈随着船只前进而拖入水中，他们的目标是金枪鱼。对于这种大型鱼类，渔船采取一种叫做延绳钓的作业方法，从渔船上放出一根主干线，上面每隔一定跨度系有支线，末端有钓钩，可以绵延上百公里。渔船仍在不停地拖拽，远处的钓线已经缓缓沉入海水深处。渔船周围盘旋着数不清的信天翁，吊钩上的饵料对它们来讲是致命的诱惑。这些人类大航海时代的伴侣，此刻蜂拥而至，只为一口免费午餐。现代渔具通常很难被目测到，而且非常坚固，任何上钩的生物都无法挣脱。被鱼钩钩住的信天翁，下场只能是溺水而亡。据统计每年约有十万只信天翁死于延绳钓和拖网捕鱼造成的兼捕。
当人们为了捕捞某些特定物种时，总会将其他海洋生物一并打捞，这就造成了兼捕。这种意外，无论在近海还是远洋，都无法避免。
毫无疑问，兼捕很容易引起公众注意。因为它可能涉及到海豚、鲸鱼、海鸟和海龟等明星物种。这些物种往往也同时是处在食物链顶端的顶级捕食者，它们多数具有性成熟晚、繁殖力低、繁殖周期长的生活史特点。就信天翁来讲，它们性成熟时间大概在七到八岁，一夫一妻间配偶关系的建立通常需要2-3年，随后维持一生。大部分信天翁每两年才繁殖一次，一次只产一枚卵。延绳钓造成的兼捕，拆散了许多“鸟夫妻”，它们很难再花时间找到新的配偶进行繁殖，往往孤独终老。兼捕不光直接造成了成年信天翁的死亡，还同时减少了种群的繁殖潜力。作为没有天敌的顶级捕食者，信天翁漫长的繁殖周期远远赶不上渔业兼捕造成的死亡率，而全球22种信天翁中，17种正面临着灭绝的威胁。
顶级捕食者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生漂泊在南大洋的信天翁大多数以小型鱼、虾和乌贼为食，这种捕食作用巧妙地维护着同一系统中各个物种间的平衡，让它们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繁殖期的信天翁在海上“远洋作业”后会回到南大洋中作为繁殖地的小岛，在此相恋，繁殖和育雏。年复一年，信天翁生活产生的排泄废物侵蚀裸岩产生土壤，并带来源自大洋深处的营养物质。极地附近的岛屿多具裸岩，产生土壤的过程虽然漫长，却是支持岛上极地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环节。信天翁如果灭绝，它所产生的食物网连锁效应和土壤的营养流失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
信天翁并不是渔业兼捕的唯一受害者，延绳钓也不是唯一一种造成兼捕的渔业作业方式。无论在哪里，只要有捕鱼，就会有兼捕。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统计，每年陷入拖网中的鲸鱼、海豚超过30万头。加州湾鼠海豚和新西兰黑白海豚已经因为兼捕处在灭绝边缘。渔网兼捕已经成为小鲸类动物死亡的最大原因，还有成千上万濒临灭绝的玳瑁和棱皮龟丧生在用于捕获金枪鱼的钓钩上。渔业兼捕已经成为了海洋生物多样性最大的威胁。
渔业是很多国家的支柱产业，许多人以渔业为生，强行减少捕捞势必会触碰这些人的奶酪。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渔业管理需要创造出一个双赢的局面。这就意味着渔业调控不能局限在对捕捞物种的种群调控上，还要从更高层面对资本、市场价格和捕鱼技术等方面进行管理，使得在减少捕捞量后仍能维持渔业经济水平。这样一来，由于对捕捞量的调控与成本等因素联系起来，满足市场需求的捕捞量低于种群更替的速度，使得渔业捕捞具有长期可持续性，从而达到最大经济效益。
兼捕增加常常和过度捕捞相关联，因为增加捕捞必然会增加兼捕，那么反之，减少捕捞也会降低兼捕的频率。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篇模拟研究表明，如果针对占全球75%的4713个经济鱼种，减少捕捞量，进行长期可持续捕捞的调控以达最大经济效益，可以同时扭转20个包含海洋哺乳类，海龟和海鸟等受兼捕威胁物种的灭绝趋势，可谓一举两得。
目前，全球各地都在尝试长期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渔业调控，但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仍有许多困难和问题有待解决。大多数国家在渔业管理过程中，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之间的良好“平衡”为目标。但是，对于这种“平衡”的理解却没有统一标准。在大多数国家中，渔业本身的经济效益最大化通常并不是渔业管理的主要目标。而大多数决策者对渔业经济最大化管理缺乏基本的了解，也严重影响了实践应用。即使科学研究使人们进一步了解渔业活动是如何影响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渔业管理也不可避免地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科学。
海面下，数亿年来一直生机勃勃，人类的历史中也一直有海洋的影子。今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将在昆明召开，我们应该更加明确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责任与义务，并敦促各缔约方在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开展合作，降低海上活动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翻涌的海浪永远也不会停息，浪花之下，不该是一个寂静无声的世界。